国和欧洲都存在着明显的信用危机。民众一直认为，权力掌握在小部分人手里，而这些人辜负了社会对他们的信任，以至让民众过着更加艰难的生活和面临更多的风险。这个世界并不缺少坏人，而民众则沦为受害者。

这些方案遭到了众多怀疑和讥讽，被认为是辩护者的提议。大部分市民都是实事求是并且具有足够常识的。他们对这个由政客发起，受到媒体吹捧的“巫师审判案”感到怀疑（注：巫师审判案指的是1692年发生在马萨诸塞州的一起冤案）。市民们看透了这些令人讨厌、自以为是、傲慢自大的国家政策。这些政策认为公众不必要知道一些事实，以免引起恐慌。其实，恐慌和痛苦的根源恰恰来源于不知情。一项好的国家政策会提供更多的知情权。获得信心的方法就是信息透明。

我们有非常多的先例。从1929年股市大崩盘和大萧条恢复过来的原因是什么？从短期来看是大范围的经济刺激措施，从长起来看则是信息透明。我们为什么这样说？我们怎么会知道？

美国，这是我们最熟悉的。美国现在的金融业和20世纪30年代一样，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我们都迫切的呼吁出台相关的法规。

但是现在和过去也有明显的不同。我们现在更迫切的要求对金融服务的运营进行立法，比如：哪些信用卡费是应该征收的，哪些是不应该的。我们目前是有选择性的对一部分生产者征税，对另一部分进行补贴。比如对金融服务行业中的借款和奖金征税，其他则不征收。

相比之下，20世纪30年代的政策从根本上把信息透明当成一个关键的解决方案。这是明智的，那些不公开信息，从幕后牟利的人只能哭爹喊娘了。20世纪30年代的立法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1933年银行法》（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将存款收入和私人交易分开，并成立了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

《1933年证券法》强制规定，上市公司必须将公司的财务健康状态告诉他们的投资者。《1934年证券交易法》规定经纪人和交易商必须对客户诚实，并成立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以促进该法案的实施。

《信托契约法》给了零散的债券持有者一个代表他们的集体利益受托人，以便和发行人势均力敌。

《投资公司法》赋予投资管理者受托义务。《证?交易法》的《马尼隆修正法》规定，经纪人除了遵守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规定之外，还必须进行自我管制。

列子不胜枚举。关键在于它们很有效的解决了一些根本问题，比如：风险是怎样被打包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风险是怎样被揭露的（披露要求）；如何管理利益冲突（通过受托保管限制自身利益）。

1929年股市大崩盘和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根本原因在于股票和债券。这些应用在股票和债券上的原则在70多年里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效。20世纪30年代的这次改革是考虑周全的，它在获得了几十年稳定的同时，又允许对产品和技术进行创新。

除了打包风险（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20世纪30年代的所有法规都得到了增强。当《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被撤销之后，风险再次被打包起来。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长期以来在防止系统错误方面都是非常有效的，贪婪的人类总是好了伤疤忘了疼，以致不记得通过这部法案的初衷是什么。

要注意的是，现在崩盘的原因不在于股票，也不在于和20世纪30年代类似的债务。一些新证券是导致这次崩盘的根本原因，而在20世纪30年代，这些证券是不存在的。这些新的证券用新的方法打包风险。最重要的是，在任何维度上，这些证券都是不透明的：它们既不披露财务健康状态，也不披露风险。此外，这些新证券的发行商并不重视委托代理问题。

这些新证券利用了各立法机构之间的“盲区“：有些证券和业务模式是明确不接受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管理的；而有些则是可以接受管理，也可以不接受管理，比较模糊。一种信用违约互换保险，一份商业合同或是一种证券？你想通过事实来确定的问题变成了定义问题。如果定义是含糊的，相关各方得罪行就可以减轻，能继续保持声望。有声望就能够为这些证券制定规则？联邦制度哪去了？国家为保险业制定规则。20世纪30年代这种明确的分级已经荡然无存了。

那么要如何解决呢？次贷危机的原因在于：它是不透明的；风险被打包了，这种打包的方式将低风险资产和高风险债务相互混合；委托人赋予代理机构过多的责任；可以利用法律漏洞逃避司法约束。只有一小部分金融界高管知道这些证?包含了什么，知道能不能从这些证券身上获得回报。他们拥有用来给证券定价的信息，但是他们把信息藏起来了。

要进行立法变革，就要先解决立法权限的问题，要先消除各权力机构之间的“盲区”。Paul Volker建议重新启用《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这样可能能够很好的对风险重新打包，以及解决委托人和代理机构之间的问题。

在权限问题没有解决之前，就很难解决信息透明的问题。但是，又不能不解决信息透明的问题。因为信息透明是立法中最有力的一部分。媒体还没有发现信息透明的重要性。这并不是一个有吸引力的话题，它可能要数年之后才有效。信息透明受到一些掌握权力的人的反对。因为信息透明能够大大的改变市场上的权力分布。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正在默默的努力着，以便提高所有申报者递交的文件的透明度。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正使用新技术对其公共访问系统进行升级，以便将所有文件变成机器可读的格式。要夸大这种变化的重要性很难。但是如果申报者递交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文件是基于机器可读的格式，那么它将使得对财务信息的访问民主化。

将财务报告（包括脚注）变成机器可读格式的基本工作已经完成了，申报者也正在分阶段递交基于机器可读格式的文件。

将房产抵押担保证券变成机器可读格式的基本工作也已经完成，包括首次募股说明书和每月的汇款信息。在信用卡担保证券和汽车担保债权方面，主要的工作也已经完成。但是还没有任何一家美国的权力机构强制要求使用机器可读格式，以便实现信息透明。此外，来自证券化行业的阻力也很大。

总的来说，要做的事情很多，但是改革的车轮却转的很慢。当前的改革有机会带来几十年的稳定，同时又适应新的发展。因为信息透明，20世纪30年代的改革才能适应证券行业和交易行业的发展。我们需要信息透明，这样我们当前的改革才能够生效，才能够与时俱进，也就是“能弯曲，但不断裂”。

从1985年到1993年，Zoellick先生和James A.Baker III秘书就职于财政部（从分管财务机构政策的副秘书助理，到秘书，然后到顾问）和国务院（经济和农业部副部长兼国务院顾问）。